从农民轻微犯罪现状看附条件不起诉的构建

2005年1月至2008年12月,郑州检察机关共起诉各类刑事犯罪案件36108件55681人,不起诉358件564人。法院一审判决33115件50489人。其中,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20253人,判处拘役13337人,判处管制135人,判处罚金3964人,判处剥夺政治权利1人,判处免予刑事处罚601人,适用缓刑9141人。其中,起诉的农民被告人31154人,占受案总数的52%,占起诉总数的56%;不起诉161人,占不起诉总数的29%,占农民犯罪嫌疑人总数的0.5%;被判刑的31195人,占判决总数的62%;农民犯罪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缓刑22979人,占上述轻微案件总数的60%。

1.犯罪类型广。农民犯罪共涉及7大类20小类,触及罪名131个。7大类分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侵犯财产罪以及危害国防利益罪。其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侵犯财产罪最为集中。131个罪名中,又以交通肇事罪、故意伤害罪尤其是轻伤害、盗窃罪居多,占农民犯罪总数的56%。

2.文化程度低。犯罪农民中初中以下学历29215人,占总数的94%。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面对各种矛盾,他们常常无法寻找到正确的排解途径,因而容易突破法律底线.法律意识淡薄。由于农民犯罪者文化程度比较低,对法律知识了解不多,当矛盾纠纷来临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用法律手段来解决,更多的是采用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这是导致农民犯罪率高的主要因素。

1.中青年犯居多。2005年至2008年法院一审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被告人22979人,其中25至45岁之间的男性农民18613人,占总数的81%。

2.突发性犯罪居多。在农民犯罪中,大多数案前无预谋,无准备,发案急。此类案件尤其以交通肇事罪、故意伤害罪(尤其轻伤害)、盗窃罪居多。

3.农民工犯罪居多。正如许多犯罪学家指出的“犯罪是城市的问题”。实践中,中心城镇是农民犯罪的高发区。

4.“民转刑”案件比例升高。涉及农民经济纠纷、权利维护、利益分配等等问题,往往感觉纠纷无处诉,或诉之不理,或诉之无果,从而使用自己的方式,通过不合法的途径解决。

5.农民犯罪不起诉适用率过低。以日本为例,2000年不起诉率是44.9%,2002年不起诉率是47.4%,2005年不起诉率是53.4%,尤其是过失交通犯罪裁量不起诉率高达89.1%。虽然国情不同、罪名设置及立案、入罪标准不同,但相比之下,我们的不起诉适用率明显偏低。

(一)经济原因是农民犯罪的主要诱因之一。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增大了有犯罪动机人的基数。农民收入过低,导致一些贫困农民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使得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但农民在城镇缺失基本社会保障,一旦其找不到工作,生存遇到严重困难,很容易诱发犯罪。

(二)长期以来农民依然或多或少受到社会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也是引发农民犯罪的原因之一。台湾学者周愫娴关于冲突论的研究表明,经济资源分配不均(包括收入分配不均和财产分配不均)和社会阶层不平等是导致犯罪增加的重要原因。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仍以经济条件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农民作为相对贫困的群体,很自然被一些人看做社会底层,在各种待遇上受到歧视和忽视。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使一些经济本来就困苦的农民陷入更多的困境。因此其中一些人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

(三)人口流动过大,基层组织管理存在缺口,易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目前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人口流动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犯罪控制薄弱,而基层组织管理尚不到位,也增加了侦查机关的破案难度,而侦破率低使犯罪分子存在侥幸心理,成为惯犯的可能性增大,刑法的威慑作用大打折扣。

附条件不起诉的理论和政策根据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轻刑化和非刑罚化的国际趋势以及诉讼经济原则。本文拟从大量农民轻微犯罪被告人因羁押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来揭示建立轻微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必要性。

(一)对社会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1.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前农民轻微犯罪大多表现为传销、诈骗等利用农村熟人社会来进行犯罪以及邻里之间、村民之间、亲属之间因经济纠纷、利益分配等原因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如对农民上述轻微犯罪者不加区别地进行羁押,极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还易引起群体性、群体性冲突等恶性案件发生。

2.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办案力量的严重不足。目前大量轻缓刑事案件本来可以通过自诉或不捕直诉方式诉到法院,或者可以在公安环节以撤案、在检察环节以不诉方式解决,结果都进入审判环节,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司法办案力量的严重不足(据统计,目前世界上监管人员与在押犯的平均比例为1:1.5至1:3,而我国为1:10)。

(二)对家庭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1.造成大量农民家庭生活困难。农民犯罪被告人中男性犯罪者占93%,而中青年犯罪者又占男性犯罪者的93%。大量青壮年农民犯罪使得大量农村家庭因失去主要生活来源而陷入困境,这也同样会造成次生危害,影响农村稳定。

2.造成农村儿童失学率进一步攀升。在大量青壮年农民犯罪使得大量农村家庭因失去生活来源而陷入困境时,家庭中年龄较大的上学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就暂时或永久辍学,在家帮工,直接造成农村儿童失学率进一步攀升,甚至影响农村居民素质的提高和农村的长远建设。

3.造成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更加严重。一旦农民工因犯罪给家庭造成生活困难、家庭残缺、对孩子造成心理压抑和障碍时,就使得留守儿童问题更加严重,极易对孩子的身心健康、生活学习、人际交往造成负面影响,甚至诱发新的犯罪。

1.交叉感染,诱发重新犯罪。农民轻微犯罪者无很高的犯罪手法,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但是,一旦被羁押,就会了解到形形的犯罪,易交叉感染,再次流入社会,极易重新犯罪并且可能是严重犯罪。

2.可能导致对社会失去信心甚至报复社会。这些农民轻微犯罪者十分希望能给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被逮捕、判刑后,其本已悔改的心容易产生扭曲,在监狱或看守所内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会逐渐对社会失去信心,并仇视社会,甚至在释放后报复社会。

3.增加融入社会、回归社会的难度。由于农民犯罪者中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对社会适应能力较差,如果再被羁押,将使他们感到被社会所抛弃。此外,这些犯罪的农民因犯过罪会遭到社会特别是身边人的歧视甚至是侮辱,增加了他们回归社会、融入社会的难度。

当前,日本、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均在不断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我国由于农民犯罪中轻微犯罪多,扩大轻微犯罪不起诉的适用符合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

1.轻微犯罪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前提条件。附条件不起诉适用必须符合公共利益需要,同时,还要充分考虑被害人的利益。

2.轻微犯罪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实体条件。首先是适用标准:(1)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必须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罚金等轻微刑事案件。(3)被不起诉人必须向被害人道歉悔过,积极赔偿被害人或取得被害人谅解以及愿意积极从事社区劳动。(4)犯罪嫌疑人犯罪前表现一贯良好,犯罪后及时认罪并积极配合查案。(5)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按规定执行报告制度,未重新犯罪或发现漏罪。

其次是适用对象:(1)初犯、偶犯、过失犯等社会危害性不大,改造容易的轻微犯罪案件。(2)犯罪者为70岁以上老人、盲聋哑人、严重疾病患者或者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等。(3)犯罪人具有中止、未遂、自首、立功、避险过当、防卫过当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4)因亲友、邻里之间的纠纷引发的轻微犯罪案件。(5)犯罪者为家庭主要生活来源,因其犯罪造成老人或小孩无人照顾、生活陷入困境的轻微刑事犯罪案件。

第一,设定不起诉考验期。关于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的设定,很多国家有明确规定。美国一些州,在拟不起诉时可以考虑去社区做公益劳动、接受改造,期间为3个月到1年,根据具体情况来定。德国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为6个月至1年。我国可以设定为6个月到3年之间,具体视案情而定。

第二,加强对被不起诉人的教育改造。对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农民被告人要加强教育改造力度,在考验期内要履行一定义务,以便接受改造。(1)要书面悔过。(2)要向被害人道歉。(3)要对被害人的损失作出赔偿或者补偿。(4)向指定的公益团体支付一定数额的财物或者提供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5)不得侵害证人、被害人,不搞打击报复或者变相打击报复。(6)要定期向检察院公诉部门进行汇报。

第三,加强对农民轻微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为了防止附条件不起诉裁量权的滥用,很多国家都规定了制约机制。(1)上级检察机关的制约。(2)来自司法权的制约,如在德国、日本,被害人对不起诉不服的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起诉或准起诉。(3)社会机构的监督,如日本的检察审查会(由普通公民组成)。(4)制定起诉标准指南,通过规范性文件来统一起诉标准。鉴于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可以将其纳入人民监督员监督范畴,以加强对不起诉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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